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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去見了她,要到了兩人簽名,好開心。



Sabrina Huang

一年下來我竟然也寫完了......(吐白沫)

是為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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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知曉的我自己】

 是枝裕和多年前有部電影《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日文片名就叫「誰も知らない」(誰也不知道)。我很喜歡這部電影,優美,殘暴,如純銀鑄造重鎚敲碎所有骨灰甕。特別喜歡「無人知曉」四個字,那些纖小如光線與飛塵彼此剔透的理解,祕密如一顆包心菜與它的蟲之間的心照,彈指間有明白,吹灰中現微悟,甚至連「我懂了」三個字都顯得太笨重,因此你捉不著。

 某一日我忽然發現過去這一年實可謂有風有浪。之所以說「忽然發現」,原因是心境上很平淡,不覺太多顛躓或者翻攪,彷彿在橋這端回頭了,發現剛剛走過一條懸空千仞的繩索,四面刀壁森森而立。原來曾有許多可能粉身碎骨的瞬間啊,原來曾有許多座光爆或壞滅如小行星擦肩而過。而我根本不知道。

 這一年我一面做著正業的記者,拍照採訪,出差出國;那一面寫著這專欄。一禮拜七天裡常有三次截稿日,同時沒有一個可以抵賴。怎麼辦成的呢?不知道,真是不知不覺,現在只感到是難得而糊塗。當初我很猶豫是否應該接下這計劃,時間緊張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則是我對散文的暴露性質非常警惕,但最後決定的原因也很簡單:這是一個對治脫略散漫、訓練自制與自我管理的好機會。有時寫些緊密緊張的,有時寫點鬆散漂蕩的,這樣試試那樣試試,剛愎自用。一年過去,「準時交稿」這件事,到底不太及格⋯⋯但總算不差不錯到句點。

 雖說間中難免枝節。去年秋天,大概金氣太過剛強,好幾個媒體集團高空亂鬥不休,一日我工作的甲媒體忽以「禁止兼差」一由關切我在乙媒體風馬牛不相及的私人寫作生活(儘管這件事我原已報備過)。過了幾天,又聞甲媒體將打包賣給一眾上海人所謂的「大好佬」(並不是大好人的意思),金主之一即為乙媒體的話事人。我盯著電視台跑馬燈,感到一切既合理又瘋狂。商人只是商人。或許因為大破大立或大迫大利正亟亟冒出眼前?此後大人們便也沒心管我這「兼差」的小破事兒了。再過幾個月,交易不成,舊主復行視事,整頓不賺錢單位,大家鬆一口氣:早該拔管了,高高興興拿錢走人是最好結果,而商人的義氣就是不拖不欠。朋友正色道:「過去幾年你忙也忙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錢也存了。現在正好專心做點兒自己的事了,例如寫作⋯⋯」「閉嘴!我一直留在職場就是為了逃避這件事好嗎!」我大叫。

 這一年還識破了滿口仁義道德而一身男盜女娼的人。這樣的人在故事與新聞裡太多,多到都嫌俗濫,但真正貼身看透又有更仔細的領會:虛偽的最高境界並非欺過世人,而是欺過自己。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真心以為自己是好人的卑鄙者就像誤以為自己是狼的狗一樣麻煩。但說得明快些,你也不過像夢遊時蟑螂誤飛入口,趕緊呸出來,聳聳肩,把家裡掃掃乾淨作罷。蟑螂天生披個油殼子,有洞就鑽,也總是有別的倒楣人家可以竄。人間自然事。

 這一年如果早一些來,可能讓人所有的柔軟都堅硬了;如果晚一點兒來,又可能讓人所有的堅硬都龜裂了。我當然不能確定這是不是最適當的一年,可是在這些無人知曉的時刻,我發現一個無人知曉的自己,在逼視中生冷靜,在暴烈裡生安然。

 也是這一年,我們發現母親得了癌症。

 去年春天她做例行健康檢查,忽然發現肝上有暗影。醫生「眉頭一皺,感覺案情並不單純」。

 然後就是一個禮拜檢查這個、一個禮拜檢查那個、又一個禮拜檢查另一個,接著轉醫學中心。轉診後再重新檢查這個、檢查那個⋯⋯確診已經是接近夏天的事了。而且問題原來不在肝而是肺。

 現在想一想,最困難的時間其實就是那一個禮拜、一個禮拜與又一個禮拜。大醫院大結構各種愛莫能助的規矩就是讓痛苦都不痛快。我一直非常討厭小說描寫醫生「宣判」而相關者都「晴天霹靂」的修辭,以前是因為太俗濫,現在則是覺得它幼稚,讓人為難的並不是你證實了那件事,而是懷疑卻遲遲無法證實那件事:爆炸是乾淨的,只有那小小陰陰的,發藍的文火才能把人與事煎逼入骨,神化髓酥。雖然我不可否認這兩字仍然精確地描寫出命運看人身那種居高臨下的眼神。

 你只能等。我記得那段時間幾乎沒有哭泣過,就是等。因為我覺得哭泣的兆頭很不好。一開始其實很令人困擾,我不知道應該要有什麼情緒,該往好處想一點還是根本不要想呢,該崩潰嗎但好像又太早。我還是照常上班,和採訪對象或者公關妹妹裝熟。只有一次,我在外面工作,梅雨季剛開始,為了不影響受訪者工作整個過程斷斷續續,有個空檔我站在屋簷底下放空,等到發現時眼淚已經流了一些。我沒帶衛生紙,就拿手背抹掉,然後找出粉盒補粉。

 我當時想到什麼了嗎?沒有,什麼都沒想。我真的只是空著。

 後來所有人就一直非常冷靜。我和我弟吃了一段時間的素,有空時唸些藥師咒,在網路上查資料,除了開刀那段時間請了幾天假之外還是上班,寫稿交稿。也沒有呆若木雞,也沒有呼天搶地,我清楚知道腦中有個迴路像過熱的保險絲跳掉那樣咖答一下,有個閘放下來擋在心口與腦門之間。事情來了無非是處理。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也最好不要有別的。

 確診兩個月之後排上手術。後來又發現腫瘤有兩顆,一顆在左下葉,一顆在右上葉,有個關於肺癌的小知識是這樣的:如果兩顆病理化驗發現是同一種(或說,有親子關係吧),那便非常危險,代表可能全身轉移。反之情況就好得多,是從一期到四期那樣的差距。

 還好結果不一樣。「大概沒人想過同時得兩種不同的癌也會是個好消息。」我說。

 整個夏天就在開刀,前後兩次,尚且被叫進開刀房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看見切下來的肺葉以及裡面像煮熟蛋黃似的所謂的「壞東西」(還好我沒瘋到拍照上傳臉書打卡)。我媽是非常得人緣的人,那段期間有個好朋友每天清早料理三色小菜、一罐綜合果汁與一鍋野生鱸魚燉雞送來直到她出院。年底,這個朋友卻發現腦瘤,在蛇年農曆除夕過世。

 就這樣子過了一年。有個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日後說:「我很驚訝,因為表面看起來你什麼事都沒發生。」

 我說我也感到自己什麼事都沒發生。原本只覺得自己是種種任性,誰知誤打誤撞,漫漫蛇行,大概也走成了一種韌性。我常認為自己心性遊蕩,情志不堅,然而,終究在一個無人知曉、甚至連我自己都不知曉的時候,好像練出無人知曉的功夫,變成一個無人知曉的自己。雖然我想,那其實也就是擺幅很小,局外人都將不察的一個倒踩步或推手勢。可是,或許人生的險與不險、救與無救,都不是天壤之別,而是差在那麼角度那麼窄那麼微的一點點。像瘤子與動脈之間差的那一點點。

 因此我才能站在春與夏的岔口,在這兒寫完最後一篇專欄,而此時太空仍有流星繁繁紛紛,不知多少次多少枚與大氣層擦身而過。我們跟天地討來一點點銳角轉圜之地,然後那日子就能看似風光明媚、希望無限地過下去了。雖然誰都知道,每個清晨,都是劫後,每一分鐘,都是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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